行政手段不可为中国的中长期经济政策　巴视网

行政手段不可为中国的中长期经济政策

新闻日期： 2008-1-19 9:28:00 　　来源:巴视网编辑部

　　1月16日，央行决定，从2008年1月25日起再度上调存款准备金率50个基点。这是央行在2008年首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至此，央行现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已经达到15%。此前一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是在去年12月25日，存款准备金率从13.5%提高了1个百分点至14.5%。而在人民币升值和行政控制信贷方面，2008年市场预期政府的力度也会较之以往更为严厉。

　　1月17日，国家发改委公布了与国家统计局联合调查的最新全国房价统计数据。调查显示，2007年12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0.5%，涨幅与上月持平；环比上涨0.2%，涨幅比上月降低0.6%，连续第三个月出现明显回落。更为重要的是，近年来房价“只有更高，没有最高”的心理预期，随着调控政策的一步步收紧，似乎正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同时，商品房成交量锐减也非常明显，中国指数研究院北京房地产指数数据系统显示，2007年12月，北京商品住宅成交量环比下降了17%，与2006年12月同比下降42%。

　　在开发商方面，以往炒楼炒地皮的火热场面亦有缓解，2008年1月16日，北京市土地交易中心举行2008年首次公开招标，三幅地块仅六家开发商参与投标，被称为“地王”的广渠路15号地块因参与投标的开发商未达法定数量而流标。

　　楼市波动加大，股市亦无法幸免。受美国次级债危机扩大、美股暴跌等因素的影响，中国A股从1月14日开始，在短短的四天之内就暴跌400点，大量市值蒸发。而紧缩政策的主要目标通货膨胀，由于存在翘尾因素，有专家认为今年CPI涨幅估计不会低于4.5%，而在铁矿石价格上涨等因素的影响下，CPI进一步攀升也并非完全不可能。另一方面，美国金融市场近来风声鹤唳，经济衰退之忧逐渐扩大，而这对中国出口的影响现在虽然存在不确定性，但肯定绝非利好。

　　可以想见的是，相对于2007 年之前数年高增长低通胀的中国经济来说，现在的中国宏观经济无疑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局面，甚至可以用“外冷内热”来形容。更为不幸的是，2008年1月10日，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华盛顿的公开演讲(参见本报37版文章)中表示，进一步宽松的货币政策将成为必要，市场普遍猜测这意味着美联储将继续降息，甚至有机构将下一次降息的幅度押宝在75个基点。对于中国的宏观调控来说，这无疑将进一步缩小中美利差，加大中国调控的难度。

　　在这样复杂多变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将何去何从？政府、企业和个人又将如何应对？这已经成为了一个日益紧迫的问题。1月13日，长江商学院在海南三亚举办“2008长江年度论坛暨长江年度人物颁奖礼”，其中特邀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李伟、金融学教授周春生和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先生举行了名为“中国经济预测与展望”的讨论会。本报撷取其中精彩内容，并对三位嘉宾进行了补充采访，整理成文，是为本期天下论衡。

　　次按危机尚未结束

　　《21世纪》：关于美国次按危机，有观点认为最危险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也有人说潘多拉盒子刚刚打开。那么，美国次按危机将往什么方向发展，对中国的出口贸易会造成何种影响？

　　李伟：这里面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第一，美国次按危机带来的金融风暴是大家没有预料到的，两个月以前美国有经济学家认为金融风暴已经结束。现在来看，这个预测是错的，美国的金融风暴可能还会持续下去。这次金融风暴对中国的影响不容忽视，会对中国的出口有直接的影响，中国出口的增长率可能会有所下降。

　　另外一点，我觉得美国这次金融风暴对中国来讲未尝不是一次机遇。金融风暴之后，美国金融业受到了很大冲击，大批顶级银行都急需资金。而中国现在是世界上资金最雄厚的国家之一，我们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了1.5万亿美元，可以拿出很少一部分，用较低的价格收购世界上最顶级的金融企业和银行，我们应该抓住这次机遇。

　　周春生：我认为美国未来可能会进一步降息，美国的经济走势对中国的影响值得关注。中国2008年的经济政策主要是紧缩，而且会采取行政手段控制信贷，中国的利率也有进一步调高的可能性。而美国的降息可能使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更大，同时由于美国经济的放缓，也会可能导致中国与美国的贸易冲突。中国宏观调控的一个目的就是适当减少对外贸易顺差，适当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从这个意义来讲，假如美国次按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是在可承受范围之内，那应该是比较理想的局面。

　　姚景源：美国次按危机确实带来了一定影响，对中国的影响也会有，但不会很大，我们应该把这种看法作为分析2008年中国经济的一个基调。

　　《21世纪》：多年以来，国内外一直呼吁中国要立足内需，扩大内需，但近年来实际的结果是消费的比例越来越低。那么假如今年中国经济出现减缓，尤其是出口乏力，内需不振，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可能还是需要提高投资率来防止经济过分减速呢？

　　周春生：首先国内现在的经济确实存在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经济增长速度很快，投资增长速度很快，而且物价上涨；但另一方面，消费率，也就是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在持续下降，现在已经低于50%。按照绝大部分国家的情况来看，消费率比较正常的是70%左右，这和中国的数字有很大的差距。

　　为了提高消费率，我们需要增加内需，但我们又要宏观紧缩，其实这两个目标是存在一些矛盾的。因为扩大内需会增大总需求，这和紧缩的政策是相反的。所以我觉得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能否更多的考虑一些结构性的政策。例如，中国的房地产存在过热的现象，但这往往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存在关联，那么能否用税收政策来进行一些有针对性的调控。同时也需要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去进行一系列调整。

　　不过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中央政府在进行宏观调控的时候往往存在一个现象，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假如出口放缓，经济增速下降的话，扩大投资来刺激经济发展可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效率比较低。但这个措施是否必要呢？应该说，2008年中国经济面临的外在风险主要就是美国经济可能放缓，但我觉得2007年中国GDP增长应该在11.5%左右，假如美国经济放缓，并由此波及其他发达国家，那么中国对美出口和对其他地区出口的放缓可能使得GDP增速下降2个百分点，那还有9.5%，而我觉得中国政府比较希望看到的GDP增幅应该在8-9%。所以，我觉得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出现大滑坡的可能性不大，增加投资的可能性也不一定很大。

　　当然，现在2008年刚刚开始，美国经济放缓到底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多大影响现在尚无明确答案，具体的政策还是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制定。假如内外情况超出预期，那么也不能排除宏观调控方向和力度的大幅度改变。

　　李伟：首先要注意一点，内需不足，消费不振，可能是数据低估的结果，而非真的比例很低。我们研究中国的隐性经济，发现中国的隐性经济比较大，因为中国的很多交易是用现金来结算的。在这种情况下，要知道准确的消费数字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这样的一些数据银行可能无法记录，统计的时候也可能会漏掉。举例来说，人们在外就餐，付款之后假如向商家要税务局的发票，那么就等于为此进行了纳税，但假如顾客不要发票，商家可能也不会去主动申报这部分的现金交易。当然，这只是一个假设，没有具体的数据支撑。但我个人认为，即使考虑到低估的问题，也无法完全解释中国内需不振的现象。

　　其次，中国的内需比较弱，实际上是中国经济结构一个方面的表现。在当前的经济结构下，这种现象是自然而然的。有时候，当人们看到一些不太理解的现象的时候，就会希望政策来调整它，使之转变为我们可以理解的状态。实际上，这时候我们需要考虑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是不是真的需要政策调整这种现象？作为决策者，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要对内在的原因进行深入的研究，不然有时针对表面现象进行的政策调整，反而会出乱子。

　　从中国的人口结构来说，现在处于“人口红利期”，劳动人口所占的比例高。因为中国的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而且计划生育将使得这一代人进入老年后面临着“人口负债期”的问题，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大幅度下降，届时养老的问题就会非常严重，所以大家有一种预防性储蓄的习惯。由此造成了一个后果，就是很多人选择将今天赚的很大一部分钱储蓄起来以后消费。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内需自然不足，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从这点上来说，假如要扩大内需，那么一定要减少老百姓的储蓄动机。为此，需要完善社保制度，通过医疗改革等措施来减少未来的不确定性，这才是治本之策。不然，简单的通过一些刺激消费的政策去扩大内需，其效果将是很有限的。　　话说回来，当中国的出口受挫的时候，是否需要用扩大投资的方式来保持经济增长呢？我觉得中国的投资率已经很高了，难道要将投资率提高到60%？我个人观点认为最终还是要依靠内需的。

　　原因复杂的中国通胀

　　《21世纪》：另外一个话题是现在的通胀，关于这一点，有人认为是目前的通胀是趋势性的，有可能发展成全面的膨胀，也有人认为，现在的通胀不会发展成为全面的通货膨胀。您对现在的通货膨胀怎么看？

　　李伟：我认为有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首先，中国经济从1978年发展到今天，货币的发行量是非常高的，以前对此的解释是认为这是中国经济货币化的进程，以前很多交易不用货币结算，而现在采用货币结算，所以对货币的需求量增加，这导致了货币发行量的增加。是不是最近这一进程已经结束？第二个是通货膨胀的结构性问题。对此，我觉得应该从政治经济学方面来考虑，尽管中国现在食品的价格上涨而其他物品价格下降，但是考虑到“民以食为天”，食品价格在中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也是在政策上把食品价格看得比较重的重要原因。跟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比如中国人现在很大一部分的收入还是用在食品上，所以食品价格快速上涨将可能不利于社会稳定。

　　周春生：我国经济的表现和传统经济学预测的很不一致。一般认为物价上涨是需求超过供给所致，但现在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在投资大幅度增长的同时消费需求偏低。从消费需求不足时的消费价格上涨这一矛盾现象来看，我不认为中国的物价上涨是一个简单的货币现象，也不能单单通过货币手段来解决。由此而言，2008年中央经济会议明确提出的紧缩货币政策，是不是真的能够帮助我们控制通货膨胀，还需要观察。或者是虽然通货膨胀可以控制，但结构可能会出现更大的问题。实际情况是这样的，2007年的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几乎是每月上调一次，利率上调频率也很高，然而，下半年比上半年的物价涨幅更大。现在的问题是，物价上涨仍然是一个成本推动的问题，国际市场上玉米的价格和去年相比大幅上涨，这种情况下，所有物品价格的上涨其实不是央行能够完全解决的。央行承受着货币政策调整物价的压力，进而采取各种措施，对贷款采取严格控制。现在的新方法是对贷款额度逐季控制，不过这一办法难脱行政干预之嫌，其结果可能会造成物价降不下来，又出现新扭曲的局面，而且会影响到很多优秀企业的融资与发展。

　　姚景源：2007年中国经济应当说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如果要做一个完整地概括，我认为是增长较快，结构优化，效益提高，民生改善。但2007年中国经济最突出的问题是价格上涨。2007年1—11月份CPI同比上涨4.6%，11月份的CPI同比涨幅是 6.9%，单月涨幅最高。在2007年7、8月份我就讲，中国的价格上涨是结构性上涨，结果挨了不少人的批评，他们说所谓“结构性上涨”的说法是掩盖问题，粉饰太平。我所讲的结构性上涨，是指这次价格上涨的特点，而不是否定价格上涨，当前价格上涨是整个宏观经济运行当中非常严峻、值得关注的第一位的问题。

　　为什么说上涨是“结构性”的呢？

　　第一，CPI表明了整个价格上涨的基本状况，CPI包括八大类商品和服务，去年11月份的CPI是五涨三降，上涨大家讲得多，但下降的鲜被提及。三个下降第一个是衣着类， 11月份与上年同比下降1.4%，还没有把商场的各种促销打折的活动算在内；第二是交通通讯类，汽车、手机的价格和通信费用都在下降。北京公共汽车的费用降至四毛钱，坐地铁只花两块钱可以坐到任何一个地方。当然交通费用有一部分是上涨的，那就是汽油柴油价格。第三个下降是文化教育领域，全国农村孩子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全部免了，中西部义务教育阶段的书本费也全部由财政支出了。所以现在我们整个价格变动的状况是五涨三降，不是全面上涨。

　　第二，如果我们把商品分成两类，一类叫食品，一类叫非食品，这两类的价格在11月份的时候是什么特点呢？食品类同比上涨18.2%，非食品上涨是1.4%，我们就可以看出，11月份CPI上涨6.9%，其中5.94%是食品价格上涨造成的，也就是说86%的原因是由于食品价格上涨。

　　第三，从区域看，现在价格上涨最快的是贵州，其次是青海，也就是说经济越是欠发达的地区，上涨越多，相反上海、北京、广州的上涨价格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由于主要是食品价格上涨，所以越是相对落后的地区，价格上涨越高。在同城范围内，这次价格上涨对低收入群体影响最大。

　　所以我说结构性上涨，不是掩盖价格上涨，也不是否定价格上涨，而是要找出问题，然后再来加以解决。

　　《21世纪》：中国目前的通胀是什么引起的？目前两种主要的意见，一是通胀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人民币升值不足导致的流动性泛滥，一是认为通胀主要来源于成本推动，无论是国内的劳动力价格，还是国际油价和粮食价格，而且，未来中国可能面临这些方面成本的长期上涨，那么中国如何应对呢？

　　周春生：现在中国通胀现象确实是比较复杂的，按照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如果消费相对不足，产能过剩的话，应该会出现物价下降，但我们现在一方面是存在产能过剩，一方面却看到了物价的上涨。但就像之前我说的，这种物价上涨的趋势在很大的程度上不是因为总需求过热导致的，而且是因为成本提高导致的。

　　比如说这几年，国际期货市场上，玉米的价格有了很大幅度的增长，今年预期仍会有很大的涨幅，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涨幅？其实这和油价上涨有关，玉米涨价后，整个粮食也随之涨价，因为很多粮食是玉米的替代品，结果这导致饲料涨价，肉类跟着涨价。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CPI较大幅度上涨的最主要原因。

　　李伟：我认为两方面的原因都有。一是成本推动，这一点不能只看国内的原因，要看国际情况，国际油价的上涨导致了能源价格的普遍上涨，之后因燃油价格上升与政府补贴等因素，美国开始大规模地将玉米转化为可以注入汽车油箱的乙醇，因此导致谷类、饲料和肉类等食品的价格全球性上涨。另外，这也和美元汇率的变化有关，美元流动性过剩导致美元疲软，由此在美国引发了泡沫，而且泡沫从一个领域跑到另外一个领域，2000年之前是互联网泡沫，纳斯达克股崩以及“9·11”事件之后，美联储大幅降低了利率，又催生了房地产泡沫和今天的次级债危机。当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美联储降息来救市，这进一步导致了美元的贬值，而石油是用美元标价的，因此油价伴随着美元的贬值而上涨。

　　二是货币因素。近来美联储的降息加大了美国通货膨胀的压力，这对全球的通货膨胀也会造成压力，尤其是中国。因为相对于其他货币来说，人民币和美元的联系比较紧密，所以近两年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在升值，但对欧元等货币是贬值的，这对出口有好处，但这很可能导致中国的外汇储备进一步增长。当出口商将赚取的外汇到央行去换成人民币的时候，就相当于央行为外汇占款被动发钞，虽然央行对于这些被动的新增货币进行了对冲，但中国国内的流动性在这几年还是越来越过剩，而这些过剩的流动性对通胀早晚都会产生压力。

　　如果人民币和美元“脱钩”的话，这些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但很多出口企业会比较难过，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权衡。

　　《21世纪》：目前虽然发达国家面临着信贷危机，但通胀也在抬头，除了日本，通胀似乎在很多国家都在蔓延，那么中国的通胀和全球其他地区的通胀到底有什么联系？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李伟：和中国一样，很多国家的货币都是和美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名义上说，这些货币也是自由浮动的，但实际上是和美元连在一起的，这是美国作为世界金融贸易体系中心国所占据的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一点其他国家都没有。虽然这些国家的货币相对于美元也升值了，但它们升值的速度没有欧元快，所以其国内的通胀或多或少都会受到美国经济状况的影响。

　　假如你要消除这样的影响，那么就需要让本币和美元“脱钩”，或者进行严格的资本管制，控制“热钱”的进出。但资本管制的效率并不总是很高，也许资本管制措施对老百姓有用，但对有钱人不一定有效，因为没有不透风的墙，有钱人总有办法绕过资本管制的。当然，“挂钩”有“挂钩”的好，所以这时候就需要央行来做出一个权衡了。

　　周春生：显然这中间应该是有联系的，现在很多商品的价格已经不是单一一个国家的因素在起作用。通常的情况是一国粮食紧张，肯定会向世界其他国家进口，那么国际市场的粮价就会上涨，国际市场的粮价上涨会影响到很多国家。现在的粮价上涨跟工业化也有关系，土地用于城市建设，农民的耕地面积减少，加上生态环境的破坏，水土流失，全球变暖等等，所以尽管农业技术在进步，但粮价还是出现了上涨，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国家要阻止粮食出口的原因。

　　至于油价和贵金属的价格，这和美元贬值有关，假如以欧元来计算石油等大宗商品近来的价格，会发现它们的涨幅就比用美元计算要小得多。

　　“行政控制手段实属无可奈何”

　　《21世纪》：2007年12月，中央宣布了“从紧”的货币政策，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严控信贷。这种方式据说也颇为有效，但这似乎回到了行政手段，虽然可以缓解流动性问题，但牺牲了效率。信贷控制的效果到底怎么看？这样的利润牺牲，商业银行如何应对？

　　李伟：从经济的角度讲，行政控制信贷在一定程度上会牺牲效率。我想可能中国人民银行过去使用的那些紧缩政策，比如加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最后都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同时，央行又不愿意中国的利率太高，原因是害怕吸引热钱的流入。在这样的状况下，央行面临的是一个怪圈，一个棘手的问题。提高利率会吸引热钱流入，增加外汇储备，加大对冲措施的负担，使得流动性更过剩，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进一步升温，由此造成了人民币升值和加息压力的扩大。
　　从外汇储备的角度来说，现在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1.5万亿美元了，当中国外汇储备只有1亿美元的时候，外汇储备增加是好事，但现在外汇储备的增加更多的是负担。因为我们的外汇储备很多都购买了美国的债券，利率一般在4-5%，这相当于我们借钱给美国人。然后美国人拿着我们的钱来中国投资，他的期望收益率是多少呢？我认为至少是15%。

　　我想上述现象，无论是行政控制信贷，还是外汇储备的进一步增长，都不是中国政府愿意看到的，但在目前的状况下这些问题是不可避免的，除非让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脱钩”，不然现行的汇率政策只会缩小中国央行货币政策的空间。

　　当然，你要再继续深入的话，这个问题和中国的经济结构也有关系，因为我们内需不足，很多工厂产能过剩，所以只能出口。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和金融体系之后，自然而然就会成为这个体系中的资金提供者，我们拼命存钱，美国人拼命消费。一方面，我们的储蓄确实有点高。另一方面，这也说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金融运作能力比我们高很多，金融市场比我们发达，因此容易借到钱。

　　在这里我要强调一点，我不是说中国加入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不好。恰恰相反，我认为非常好。中国的机遇很好，中国现在劳动力多，需要在国际市场上找工作，因此抓住这个机遇把自己打造成了世界工厂，这是好事。但我们在这么做的时候，是否可以提高一下效率呢？在分配利润的过程中，中国人的确也赚了钱，但比例很低，发达国家拿了大部分。即使这样，他们还要批评中国的顺差，说中国的出口夺取了美国很多人的工作。实际上，美国的失业率才5%，但中国呢？城镇登机失业率是不高，但那和美国的数据不一样，你去中国农村看看，很少有农民全年都在工作的，所以农村依然存在大量的不饱和就业。假如按照美国的方法，中国的失业率应该比美国会高不少。所以这一点上，薄熙来讲得很好，他说我们得到了顺差，但美国人拿到了利润。

　　周春生：其实我不是很赞成这种调控方式，有一些领域可以采取行政性的调控，比如对太阳能的使用进行补贴，这是从长期环保的角度来考虑的。但用非经济的手段去控制银行信贷，这可能是我们长期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不吻合的。但商业银行继续经营下去应该问题还不大，因为毕竟利差还有这么大。

　　《21世纪》：对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现在各界基本上取得了一致，就是人民币汇率应该加快调整，有人甚至提出了一次性大幅升值的建议。现在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在升值，但也在放松资本管制，鼓励资本流出，希望减轻国内的流动性。对于放开资本帐户的措施，经济学家争议很大，有人觉得这是危险的措施，在实现人民币汇率市场化之前不能放松资本管制，有人则持相反看法，各位的看法呢？

　　周春生：人民币汇率也是一个挺复杂的现象，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近来是升值的，但人民币对欧元是贬值的。实际上，人民币的真实有效汇率自汇改以来的升值幅度是很有限的。所以，2008年人民币还有比较大的升值空间。在这个过程中，资本流出的管制可以放的松一些，但流入的管制要紧一些，因为人民币的升值预期现在非常明确，这是人民币汇率的一大特点，但我不认为人民币升值会一步到位。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放松流入管制，可能会有更多热钱流入中国，但我们目前已经有过大的外汇储备压力了。

　　李伟：对资本管制可能需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资本管制在中国经济的发展初期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为防御外部风险提供了保护，但同时也减弱了中国金融机构的改革动力，因为老百姓的钱没有其他地方存，比如人们不能把钱存到国外的银行去。这个问题就像买东西，当只有我一家在卖的时候，为什么要提高我的服务质量？为什么要提高我的产品质量？我不提高有什么关系，你还不是要来买。会养成这样一个心态。这也导致中国的银行体系长期处于垄断地位，银行之间也很少竞争。

　　加入WTO之后，银行业要向外资开放，从政策上来说，这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最好的选择应该先对国内开放，再对外开放。我们可以说我们的金融机构在技术和管理上没有欧美那些顶级企业做得好，但这些事情是需要慢慢来的。这里有一点需要反思，就是中国通过让利来提高本国的效率，这一点可能属于有些无可奈何的选择。但我们也可以想想日本和韩国是怎么做的，它们没有让利，不是一样也做得不错吗？难道中国人没有他们聪明？也许我们对民营企业有怀疑，但假如从现在开始，我们仔细的考虑，仔细的反思，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虽然我觉得现在这么做已经有点晚了。

　　《21世纪》：中国几年来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大量外汇占款导致了大量的发钞。但计算之后发现，多增发的基础货币基本都被对冲掉了。假如没有这样的对冲，现在的中国经济会是什么样子？

　　李伟：那当然宏观经济的局面会严峻很多。现在其实大家都知道人民币会升值，关键是速度问题，最近似乎有点加速了，可能是因为其他的宏观手段的力度已经不够了。假如其他手段还比较有效的话，那么也不需要行政控制信贷了。对实体经济来说，对信贷“一刀切”的控制固然不好，因为大企业、资金充裕的企业会过的不错，而小企业马上就会有问题。央行现在是多管齐下，行政控制实属无可奈何，在2008年春节期间或许有短期的社会稳定效应，但不可为中国的中长期经济政策。

　　周春生：那可能是通货膨胀更严重，资产泡沫可能也大。从这点来说，对流动性的控制还是很必要的，特别是对于投资品的价格上涨和固定资产投资过热的现象。